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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抄胡适白话诗【6】“爱情与痛苦”  

2011-02-24 23:26:55|  分类: 劄记簿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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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爱情与痛苦”
胡适

也想不相思,可免相思苦。
几次细思量,情愿相思苦!
 
我觉得这是胡适的白话诗里面最好的几首之一。书上有一些注释,说是陈独秀引用胡适给张慰慈的扇子上写的话做了一条随感录,胡适再接着陈独秀的随感录做了这首小诗。而做这首诗,是因为陈独秀被当局请去喝茶。我想看看这一段原委,就在网上看了看。结果陈独秀与胡适一书中于这一段前后记载甚详,就超过来了。
 
    19196月上旬的一天,陈独秀起草了《北京市民宣言》。据高一涵回忆,陈独秀起草后,交胡适译成英文。夜里,高一涵同陈独秀一道,到蒿祝寺(明代的汉经厂和番经厂)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《北京市民宣言》,这个印刷所一直为北大印讲义。
    夜里,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所内,工人们警惕性很高,把宣言印成后,又将底稿和废纸烧掉。印完时,已是深夜一点多钟。
    暑期中,许多人下午到"中央公园"(中山公园)去吃茶聊天。
    这儿以前是皇家社稷坛,属于紫禁城的一部分。民国成立后,1914年,内务总长朱启钤成立了由他自己任董事长的公司董事会,集资修园,将皇家禁地修建成老百姓的游乐场所。
    陈独秀、高一涵等把印好的《北京市民宣言》一张小传单放在没有人的茶桌子上,用茶杯压好。吃茶的人看到桌子上的传单,读后大声叫好,拍手欢呼。陈独秀和高一涵等远远的看了,非常高兴。
    6月11,胡适与陈独秀、高一涵两位安徽同乡西装革履,在北京城南新世界一个游乐场吃茶聊天。胡适还是去年春天来这里玩的,街上熙熙攘攘,路面还留着昨天下雨的痕迹
    正在说话,陈独秀突然从他的上衣怀里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散发,胡适吃了一惊,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,忙朝高一涵看了一眼。
    陈独秀知道胡适胆小,使了一个眼色,说:"我一人留下。"
    于是,胡适他和高一涵离开了新世界,回到缎库胡同竹杆巷。
    30多年后,胡适追述说:"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二日,陈独秀[终因政治活动]被捕入狱——
 
    注:马其昶(1855-1930):安徽桐城人。光绪举人,曾任学部主事,京师大学堂教习。是桐城派末期的代表人物。著有《桐城文录》、《抱润轩文集》。
 
    陈氏是在发散他那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之时被捕的。此事发生在北京城南一个叫做'新世界'娱乐场所。那时陈独秀、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正在该处吃茶聊天。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。传单中向政府要求项目之一便是撤换[卫戍北京并大举逮捕学生数百人,素有'屠夫'之称的)步兵统领王怀庆。王氏曾在六月初旬拘捕了在北京街头宣传反日和抵制日货的学生。我们三人原在一起吃茶,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(那时高君和我住在一起)。独秀一人留下,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。不久警察便来了,把独秀拘捕起来送人警察总署的监牢。"①
    但据高一涵回忆,当时和陈独秀一起去新世界散传单的,是王星拱、程演生、邓初和高一涵五个人。王星拱是安庆高河人,北大理科教授、程演生是北大预科教授、邓初也是安庆人,内务部佥事。他们一起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。餐后,陈独秀、邓初和高一涵三人上了新世界去散发传单,王星拱、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。
    关于陈独秀被捕的细节,高一涵还有具体的描述:
    我同陈独秀、邓初三人到新世界,见戏场、书场、台球场内,皆有电灯照耀,如同白日,不好散发传单。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,那里没有游人,也无电灯。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,我们就趁此机会,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。那知道,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,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,向陈独秀要传单看,陈独秀实在天真、幼稚,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,那个人一看,马上就说:"就是这个。"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,把陈独秀抓住。我乘着这个机会,急走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,探子大叫:"那里还有一个!"我就在此一刹那间,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,赶快走下去,杂在戏园的观众中,并脱去长衫,丢掉草帽,躲藏起来。"
    胡适听说陈独秀被捕,是在当天晚上。
    正是六月的天气,北方也很热了。夜深时,胡适还和高一涵在谈话。这时,电话铃响了,胡适一边摇着扇子,一边起身听电话。原来是报馆来的电话,说东京大罢工。胡适和高一涵听了,非常高兴。中国的事情,也得着日本的民众的支持了。
    但一会又有电话,说自你们走后,陈先生在香厂被捕了!
    陈独秀平时为人倨傲,因为反对旧派,得罪了许多人,加上所谓"私德不修",官高势大的同乡们早就嫌他。现在,他们正好抓住了借口,把他捉将官里去了。北京政府为"安福系"操纵,该系中的骨干分子大半都是陈独秀的同乡和熟人。那些官高势大的同乡,平常没有借口,现在好了,他们可以出一口恶气了。
    胡适想了许多,横竖睡不着。加上和高一涵聊天,越聊越睡不着。联想到日本东京正在——举行大罢工,他写了一首小诗《威权》:
    "威权"坐在山顶上,
   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。
    他说:"你们谁敢倔强?
   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!"
   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,
   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。
    他们说:"等到铁索断时,
    我们要造反了!"
    奴隶们同心合力,
   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。
    山脚底挖空了,
    "威权"倒撞下来,活活的跌死。
    "威权"比喻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北洋政府,胡适希望这个政府早日垮台。
    陈独秀被捕后,李大钊、胡适等人四处活动营救他。
    胡适天天都接到关于陈独秀的消息。
 
    注:《胡适全集》18卷,第350页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9月版。
    王星拱(18881949),字抚五。安徽怀宁高家埠人。早年在安徽高等学堂学习,1908年官费赴英国留学,获伦敦理工大学硕士学位。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;1916年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、北大二院主任兼总务长;1925年后任南京政府高等教育处处长、中央大学化学教授兼教务长、安徽大学校长。19287月后任武大校长12年;1949108日病逝于上海仁济医院。
    程演生(1888-1955),安徽怀宁人。早年留学英、法、日等国,获法考古研究院博士学位,后任北京大学和暨南大学教授,1925年任安徽省立第一师范校长;北伐后出任过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员;19321935年任安徽大学校长;1945年任安徽农学院院长。建国后,任上海文史馆馆员。
    邓初即邓仲纯,清代大书法家、篆刻家邓石如五世孙。陈独秀曾与邓仲纯及其弟邓以蛰一起留日。抗日战争时期,邓仲纯在江津城开设延年医院,给陈独秀很多帮助。
 
    6月14,余斐山给胡适写信:"今晨阅报,闻独秀先生被捕,甚为骇异,现在已否释放,甚为念念。军警黑暗如此,很可悲叹,大学一时可恢复原状否,我望先生如看局势不佳,仍以南来筹备'东南大学'为是,未审尊意如何,一涵,独秀诸先生均此。"6月19,张孝若在南通给胡适写信:"先生身处都门,感想何如耶,陈独秀被逮,文字狱之先声也。"
    潘赞化、光诰等人也与北京的安徽老乡李辛白、胡适、泽臣、江彤侯、邓仲纯等保持密切的联系。
    陈独秀被捕后,安徽协会发电致北京同乡,请他们营救;江苏教育会、学生联合会、面业公团、商帮协会也发电向北京当局请求释放陈独秀;章行严也致电北京王克敏,请他出面营救。
    王复电称独秀已释,警厅并派员安慰其家属,上海的朋友十分欣慰,奔走相告,以为无事了。
    当时,李次山曾电请张敬尧设法,张复电云,也发三电,一致老段,一致王怀庆,一致吴静潭。听说陈独秀已释放,李次山还致电谢张敬尧!李次山还收到张敬尧复电,热热闹闹的,十分滑稽!
    潘赞化等人正考虑写信给陈独秀,向他慰问,江彤侯来信说,陈独秀仍在拘留中;章行严也接到夫人吴弱男的信及李大钊信,知王克敏电系伪造;此外,还接到李辛白、邓仲纯两人分别来函。
    上海朋友推定,章去北京的电报,王必未收到。此外,高一涵致章行严的电报,此间也未收到。于是,章行严发信直接给段祺瑞和龚仙舟总理;章太炎致电蔡孑民;伯兰转请李秀山;安徽协会又发北京同乡一电;发信给李光炯,请他托吴辟畺;写信给吴守一,请他托马通伯。此外,他们还准备访问余寿平。
    胡适发现热心营救陈独秀的人中,不少是旧派人物——陈独秀被捕的第二天,病魔缠身的"国故派"人物刘师培强行支撑着身体,由夫人何震陪同,串联北京大学、民国大学、中国大学等有名望的教授,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,请求保释陈独秀。此外,参加营救陈独秀的,还有马通伯,他是被陈独秀称为"十八妖魔"的桐城派传人。
    此外,章太炎也于622日给在杭州的蔡元培电报,嘱他营救陈独秀。越二日,蔡元培在杭州观山赏莲,吟诗《七绝》,抒发对眼前新旧势力的竞争及对前景的复杂的感情:
    高下诸峰若竞争,偶然均势白云横。
    横看成岭亦殊妙,漫说看山喜不平。
    雨中荷叶镇田田,泻汞流珠见不鲜。
    最是水痕平展处,恍疑海蛤蜕桑田。
    蔡元培自注云:"荷叶上水痕大者径二、三寸,望之全作白色,且有闪光,其外廓及斜纹,似一种海蛤壳。但此痕于雨霁后仍不能褪,渐由萎而破。疑是叶绿为水所破坏,始呈此状也。"
    6月28,胡适因为陈独秀的被捕,写了小诗:
    也想不相思,可免相思苦。
    几次细思量,情愿相思苦!
    胡适在后面注解说:有一天我在张慰慈的扇子上,写了两句话:"爱情的代价是痛苦,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。"陈独秀引我这两句话,做了一条随感录(《每周评论》二十五号),加上一句按语道:"我看不但爱情如此,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。"这样随感录出版后三日,独秀就被军警捉去了,至今还不曾出来,我又引他的话,做了一条随感录(《每周评论》二十八号),后来我又想这个意思可以入诗,遂用"生查子"词调,做了这首小诗。
    次日,胡适在《每周评论》(第二十八号)发表了《研究室与监狱》杂谈:"《每周评论》第二十五号里,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'爱情的代价是痛苦,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'。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:'我看不但爱情如此,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。'这几句话出版后的第三日,他就被北京军警捉去了,现在已有半个多月,他还在警察厅里。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:'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,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'"
    在同期《每周评论》上,胡适还写了另一个杂谈《爱情与痛苦》:"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?请再读他在《每周评论》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:'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,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,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美的生活。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,才是真文明,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'"
    胡适的这些诗和文章以及陈独秀的话,流传很广,风行一时。
 
    注:王克敏(1873——1945),字叔鲁,浙江杭县(今杭州)人。清末任留日浙江学生监督。后任中法实业银行,中国银行总裁,北洋政府财政总长。抗战后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,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,井两度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。抗战胜利后被捕,在狱中自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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